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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門共同開展打擊野生動物違規交易專項執法行動

  新華社北京2月14日電(記者胡璐)記者14日從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了解到,國家林草局與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公安部、農業農村部、海關總署日前聯合開展打擊野生動物違規交易專項執法行動,取締和嚴厲打擊疫情期間野生動物違規交易行為。

  專項執法行動要求,嚴格隔離飼養繁育野生動物場所。對野生動物飼養繁育場所實施封控隔離,場所周邊應當設置隔離警示標識。嚴禁任何野生動物及製品運進或運出場所。嚴格落實野生動物交易市場關閉措施,嚴禁野生動物對外擴散和轉運販賣。

  專項執法行動指出,除捕撈水產品外,嚴禁農(集)貿市場、超市、餐飲單位、電商平台等經營場所開展任何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活動,對相關經營者一律停業整頓,經營場所一律查封。違法從事出售、購買、利用、運輸、攜帶、寄遞野生動物及製品等交易活動的,依據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規予以從重處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機關。

  專項執法行動強調,各地各部門要充分發揮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部門聯席會議等協調機製作用,強化協調配合,切實形成執法合力。要充分發揮投訴舉報平台作用,及時受理對違規經營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投訴舉報,快查快辦,嚴查嚴辦。對查獲的大案要案及時予以曝光。

  自2月10日起,各地林草部門需每周一上午10時前向國家林草局報送專項執法行動階段性工作情況及情況統計表。目前,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地已啟動本省多部門聯合開展打擊野生動物違規交易的專項執法行動。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家林草局已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野生動物管控的緊急通知》《關於加強野生動物管控措施貫徹落實情況督導檢查工作方案》,與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聯合發布《關於加強野生動物市場監管積極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關於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告》,在疫情期間實施最嚴厲的野生動物管控措施。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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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整理髮布114個國內疫情防護用品標準

  
中國消費者報重慶訊
記者 劉文新)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重慶市質量和標準化院作為全市唯一從事質量標準化研究的專業公益機構,迅速開展國內疫情防護用品標準數據庫建設和國外標準疫情防護用品標準數據庫建設,積極參與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標準研究工作,大力推進商品條碼註冊賦碼、條碼編製、產品信息通報備案等網上辦理服務,為抗疫貢獻標準智慧。     近日來,該院組織專家對目前國內衛生行業執行的有關強制性國家標準、推薦性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進行了收集整理,對疫情防護用品標準數據庫進行了更新完善。截至目前,共整理國內疫情防護用品標準清單和標準文本共計114個,其中口罩標準10個、消毒劑標準61個、防護服標準17個、手套標準11個、其他防護用品標準15個。同時,針對消費者重點關注的口罩、乙醇消毒劑等防疫用品,組織技術專家製作宣傳手冊,為消費者提供產品標誌、顆粒過濾效率、細菌過濾效率等關鍵指標的標準數據參考。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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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網 食野味陋習能否絕跡?

  這是一張遍布全國的龐大網絡。從地下到網上,從東南到西北,從城市到鄉村,從森林到戈壁……伴隨着巨量的金錢,野生動物通過這張網絡,被運送到食客嘴邊。

  我國正在全方位開展疫情防控阻擊戰。儘管中間宿主還未完全確定,但和2003年的SARS一樣,這次疫情的病毒來源也指向野生動物。

  哲人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悲劇卻再次上演。人們擔憂的是,我們會不會第三次踏入這條河?

  線上“野味帝國”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車,歡迎訂貨!”1月23日,一個名為“養殖珍禽和種植水產交易服務”的微信號朋友圈中發布視頻,畫面中一隻動物蜷縮在鐵籠,眼神充滿驚懼。發布者稱,這些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隻。

  在舉國上下為疫情憂心忡忡,許多人因失去親友失聲痛哭時,野生動物非法交易依然在進行。

  1月21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三部門下發通知,要求進入市場的野生動物必須檢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許智宏在內的19名院士學者聯名簽字,倡議杜絕野生動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隨後,此商販在朋友圈繼續吆喝生意,並稱自己的野生動物“帶檢疫、養殖和銷售證”。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志願者劉懿丹告訴記者,近年來網絡黑市銷售野生動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販子藉著虛擬平台的管理漏洞,創建了一個個屬於自己的“野味帝國”。

  記者發現,這些野味販子通過微信朋友圈、網店等不斷傳播殺戮野生動物的視頻,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網紅”,吸引嗜血食客:

  一隻已經死去的黃麂被吊在木架上,頭上和頸部的皮已經被剝下,幾個人笑嘻嘻地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開膛破肚、剝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動的心臟被放大拍攝。拍攝者大喊:“看到沒有,還有心跳,這技術也是沒誰了!”

  拿着鐵鎚直接砸向野羊的頭部,羊應聲倒地。“這是第四隻了!”。畫面一轉,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塊的羊肉。

  對野味食客來說,這些似乎還不夠。販子們會不斷強調,自己賣的是正宗野味而非馴養繁殖。

  視頻中,竹林里的野豬中了陷阱想要逃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趕緊跑過去給鏡頭特寫,大喊“實在是太凶了!”

  有的販子“花式殺戮”野生動物時,不忘加上配音:“純野的,一丁點油都沒有哦!”“純野生野雞,看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一下,野生的,腿上沒有傷!”

  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還有骯髒不堪的環境。販子們往往選擇山村中偏僻破舊的院子進行宰殺,成堆的動物死體直接露天擺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雜的垃圾。

  “野味網紅”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來,視頻多達十幾條甚至幾十條。白天鵝、白額雁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是“常客”;來源不明的果子狸、豪豬、竹鼠數不勝數;大王、水律、眼鏡等蛇類按噸供應;剝了毛的小麻雀100隻一包,一次供應30萬隻……

  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空間、網絡論壇里,關於捕獲、殺害、售賣野生動物的內容都廣泛存在。

  有着眾多上家和下家的販子們難掩高調。有的發動對外招商融資,召開股東大會,以一萬元一股的價格出售原始股票;有的手上奇珍異寶數不勝數,動物園都要從他手上購買各種野生動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團隊成員”,做品牌擴張,分享自己的夢想是把生意推廣到全中國,擁有“成功者的輝煌”。

  這些販子十分狡猾。他們在視頻中從不显示有關地址和個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爾暴露的方言口音,幾乎難以定位。

  線下“跨維流動”

  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周海翔表示,國內野生動物的銷售主要有公開市場、地下黑市、網絡售賣三種方式。公開市場以零貨銷售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興起的網絡售賣,公開市場呈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這張龐大的產銷網絡中,南方省份以及東北地區供應量和消費量巨大,西部邊遠地區則成為重要野生動物的供應地。

  “各地野生動物資源不一樣,比如寧夏主要是野雞、野兔、野鴨,東北以狍子、熊掌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帶主要是各類小型候鳥,廣東、廣西一年四季蛇和鳥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區野豬、麂子這些獸類……各地區的特色,拼齊了一副‘野味地圖’。”讓候鳥飛志願者天將明說。

  業內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動物成了重要收入來源,甚至還有成功培訓野生動物作為“捕獵助理”。

  媒鴨是獵人為網捕野生水禽、吸引獵物而馴養的野鴨。長期關注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劉懿丹介紹說,馴養媒鴨的捕鴨人基本來自特定的地區。每年中秋節后,他們就奔赴全國各地捕鴨,尤其在新疆、青海、內蒙古地區更是“集團化作戰”。捕鴨人一般只負責抓野鴨,不負責賣鴨子,獵物則給“大老闆”,每人每月可掙上萬元。

  配合偷獵的,除了媒鴨,還有猴子。森林公安查處的多起案件显示,每逢鷺鳥繁殖季,安徽部分地區“偷鳥人”,就會有組織地赴全國各地偷鳥蛋。鷺鳥喜歡在高樹上集中產卵,“偷鳥人”便訓練猴子偷鳥蛋。猴子帶着口袋爬到樹頂,把鳥蛋掏好順下來。

  抓獲野生動物只是這場瘋狂交易的起點。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體的野生動物,如何通過非法途徑運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環境保護促進中心志願者祁玉婷,曾參與記錄野生動物非法販運過程。

  當時他們接到線索,寧夏一些大巴車司機,常年與野生動物販子勾結,將野兔、黃羊、野雞等活體或死體塞入行李艙中運至各地。志願者分乘三輛從寧夏開往華中地區的大巴車進行跟蹤記錄。他們觀察到,僅一次運輸過程,各個接頭地點與三輛大巴車交接貨物的車輛就有27台。

  “他們不僅卸貨,也會上貨,常年運輸,形成了一條流動的‘販運大通道’。這隻是我們一次跟蹤所了解的情況,全國這樣的通道不知道還有多少。”祁玉婷說。

  中國裁判文書網近年來關於全國客車非法運輸野生動物的案例显示,這個網絡幾乎可以到達我國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動的各種動物,有穿山甲、娃娃魚等珍稀物種,也有果子狸、旱獺、野兔等易於傳播病毒的野生動物。

  志願者與司機攀談得知,夾帶野生動物的收益,遠超運客收入。例如,拉一隻野兔子收10元,一趟下來能賺5000元。有的大巴車,根本不拉帶行李的旅客。在某種意義上,乘客成了野生動物的掩護,運輸野生動物才是這些司機的主業。

  這些司機不知道的是,他們得到的只是這條產業鏈中的零頭。多起案件显示,非法野生動物從捕獲到最後售出,中間的利潤可以翻十倍。一隻天鵝的進價為2000元,轉手就能賣到2萬元。

  按照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運輸野生動物出縣境,必須要有檢驗檢疫證明和合法來源證明。在實際工作中,相關檢查遠遠不夠。

  “大巴車司機長期干這個,一出發就打電話。這邊發車了,那邊就說在哪裡等,如果有危險馬上通知換地方。”祁玉婷說。

  志願者還發現,上下貨點一般集中在高速收費站、服務區附近的路邊、空曠平地等。有的貨點甚至在終點客運站,就在管理人員眼皮下。

  除了大巴車,火車、貨車、飛機等也經常運送野生動物。

  公開報道显示,有膽大妄為的野生動物販子,公然將一車車野生動物拉至火車站轉運。勾結鐵路貨運部門管理人員,身着工作人員制服,自由出入貨運場所。

  滬昆高速湘贛交界處的收費站,一輛裝運蘋果的貨車放棄綠色通道,選擇收費通道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開車廂,搬開一箱箱蘋果后,大量野生動物的死體出現在民警眼前:因是非法狩獵而得,許多動物腿部斷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

  按圖索驥,在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發現了一張遍及全國15個省份、江西11個地市30多個縣的犯罪網絡,查出不少公職人員參與販賣,非法開具運輸證明。

  這張巨大的運輸網絡,不僅把金錢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擴散到了四面八方。

  “據我調查估算,全國每天至少有上百噸野生動物被賣掉。受疫情影響,現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庫。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源和傳染機制沒有明確之前,這些野生動物都可能是極度危險的致病源。”劉懿丹表示。

  野味產業形成了層級分明的產業鏈條和龐大的銷售網絡。其中,根據“冷庫”規模,就可以判斷商家的地位。

  上規模的“上家”,把廠房改造成冷庫。小規模的代理商或經銷商,“冷庫”就是冰箱或冰櫃,散布在菜市場、街邊小店、山區破舊樓房中,遍地開花,相關部門甚至無法提供基本估算量。

  “利用”實為“利益”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漸消滅后,林業部門將果子狸等54種陸生野生動物,列入可進行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動物名單。

  面對外界爭議,主張馴養利用野生動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間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經洗清了冤屈,利用並無問題。

  事實上,研究SARS病毒源頭的多位專家曾公開表示,中間宿主是和人類接觸機會更多的動物,在病毒從自然宿主到人的傳播鏈中,往往扮演着關鍵角色。要停止消費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將疾病暴發風險降至最低。

  無論如何,經官方認可后,果子狸產業發展迅猛。以“中國果子狸養殖之鄉”江西省萬安縣為例,這裏僅一家龍頭企業就年產商品狸2.8萬餘只,年產值3500多萬元。

  實行一段時間后,“54種動物名單”被廢止。野生動物只要經過林業部門批准,均可以馴養繁殖和利用,範圍非常寬泛。

  17年來,中國野生動物利用產業發展迅猛。以江西為例,公開報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及經營利用企業1500餘家,實現野生動物繁育產業年產值100億元的發展目標。

  “相對來說,確定可以商業利用的54種動物,比現在遍地開花的局面還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動物無法進行人工馴養,但非常容易通過審批拿到‘馴養繁殖許可證’,讓人氣憤又無奈。”周海翔說。

  有學者根據國家林業局在線審批系統的公開資料搜索,2005-2013年間,國家林業局共計向企業和個人發放了3725張“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這還不算各省級林業部門審批的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的馴養繁殖,以及無序非法的馴養繁殖。

  審批容易、監管缺失,導致林業部門發放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經營利用許可證”廣受詬病。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其成了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證養殖場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名為養殖,實卻是大肆非法收購野生動物。後門非法進,前門合法出,養殖場“坐地生金”。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開做起“辦證買賣”生意,驚現“辦證集團”。

  “證件辦不下來一毛不收,有需要辦的朋友請提前預約,年後要辦的人很多,現在都有十幾位預約了。”在名為“養殖珍禽交易服務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僅每天直播殺害野生動物視頻,還稱自己可以每個證2萬至3萬元的價格,幫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據其張貼的微信對話截圖,前來諮詢者絡繹不絕,“辦證”生意十分紅火。

  據業內專家推算,我國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利用產值,每年至少數百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產業。

  2019年2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下髮指導意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種源繁育、擴繁和規模化養殖,發展野生動物馴養觀賞和皮毛肉蛋葯加工。”

  2019年12月,武漢陸續出現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後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狀病毒來源,指向武漢一家海鮮市場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

  科學研究表明,近些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發傳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都和動物有關。

  “這些病毒本來存在於自然界,野生動物宿主並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於人類食用野生動物,或者侵蝕野生動物棲息地,使得這些病毒與人類的接觸面大幅增加,給病毒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危及公共衛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等學者指出。

  志願者洪武多次到廣東等地的農貿市場調查,發現旱獺與鼠類可以大量批發。而旱獺與鼠類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兩廣向來有‘一鼠抵三雞’的說法,所以鼠類、旱獺等很有市場。它們又黑又大又多,混雜在一起,市場好像‘地獄一角’,但商販都聲稱自己是持證合法經營,拿他們沒辦法。”洪武說。

  更荒誕的是,鼠類等野生動物被林業部門批准進行馴養、繁殖、利用,然而農業部門卻無法對其進行檢驗檢疫,食用的潛在危險極大。

  《動物檢疫管理辦法》規定:“動物檢疫的範圍、對象和規程由農業部制定、調整並公布”。公開信息显示,目前我國農業部門只頒布了生豬、家禽、反芻動物、馬屬動物、犬、貓、兔、蜜蜂等約10種動物的產地檢疫規程,野豬、野禽等可對應參照上述規程進行產地檢疫。這就意味着,絕大多數動物無法進行檢疫。

  專家表示,動物檢驗檢疫的標準確實“很令人頭疼”。一方面,人類對野生動物所攜帶的病毒及其傳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無法制定相關依據;另一方面,從公共衛生安全角度來看,不應該允許相當一部分動物進行經營利用,更不能為其制定檢疫標準。

  “基本淪為一個擺設了。”林業部門一位長期負責野生動物保護的專業人士表示:“野生動物種類太多了,一百多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省重點也有一兩百種,還有數量更多的‘三有動物’、沒有列入保護名錄的動物。沒法檢,不知道檢什麼東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喚飲食“文明”

  2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對民聲民怨的積極回應。

  專家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野生動物的數量銳減、公共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根源在於對野生動物的濫用。通俗地說,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

  法律既是社會價值觀的反映,更應引導社會的理念。在資源匱乏的年代,將野生動物視為“資源”加以利用,是歷史的客觀局限。現在,中國人普遍接受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立法不應落後於公眾意識。原有法律中將野生動物作為“資源”進行“利用”的理念,應該重新審視。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應該回歸“保護野生動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還是要為保護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為“利用”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動物保護法不是“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法”,要改變目前法律重在保護瀕危野生物種,而非重點保護動物“有效保護幾乎為零”的狀態。

  周海翔認為,物種之間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態系統離不開每一個物種。數量巨大的非重點保護動物,才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塔基”和“塔身”,其對於生態系統的價值絕不弱於處於“塔尖”上的重點保護動物。

  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人類危害更大的並不是數量稀少的國家級保護動物,而是現在被廣泛允許利用的非國家級保護動物。經過兩次大的疫情,應該更多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野生動物保護政策進行調整。需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範圍擴展為全面覆蓋所有野生動物,對野生動物提出普適性保護規定。

  此次修法,還將加快動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進程。專家指出,修改動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為了配合野生動物利用而強制擴大動物檢疫防疫的範圍。基於對動物病毒存在許多未知的現狀,嚴格控製為野生動物發放檢疫證的範圍。

  針對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泛濫的現狀和懲處的困境,還應制定具有震懾力和針對性的法律內容。

  從管理的角度看,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呂忠梅表示,應防止主管部門監督與管理職能合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現狀,通過完善流程加強部門聯動,填補目前管理體制中的空白。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表示,信息不公開,公共利益就容易變成部門利益。野生動物監管問題亟需中央環保督察全覆蓋,查處一批失職瀆職的典型案例。(記者史衛燕)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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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市場監管部門加大打擊偽劣口罩等違法行為

  中國消費者報大連訊(記者張恆)2月15日,記者從大連市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大連市場監管部門在實施“保價格、保質量、保供應”系列行動中,把不按規定明碼標價、哄抬防護用品及製作原材料價格等違法違規行為,作為打擊的重點,堅持依法從嚴、從重、從快查處了一批不按規定明碼標價、哄抬物價、銷售假劣“口罩”等防控用品等違法違規行為,有力維護了疫情防控期間正常市場秩序。

  據大連市市場監管局局長曲壽巍介紹,1月24日0時至2月14日12時,大連市12315平台共接受市場監管方面訴求13212件,已辦結11970件,辦結率90.6%,其中,投訴舉報5832件,已辦結4710件,辦結率80.76%。反映的問題呈現階段性特點,前期在投訴求量短期激增的情況下,價格成為第一熱點,主要為餐飲退費、口罩價格、蔬菜價格、口罩質量(假口罩)等熱點。在2月10日0時至2月14日12時,訴求總量、訴求熱點均呈不斷下降趨勢,但問題主要集中在口罩價格、口罩求助上。

  截至2月14日,大連市市場監管部門累計出動檢查人員20302人次,車輛6120台次,檢查重點場所(市場、超市、餐飲及其他)20346個次,檢查網站3740個次,檢查經營者29549個次,檢查各類醫療器械經營使用單位5619戶(次)。全市市場監管部門立案50件,其中價格違法案件28件、食品安全違法案件3件、產品質量違法案件18件;移送公安機關3件;累計查扣假冒、“三無”口罩產品1048隻,查獲其他假冒問題防護用品789件。

  目前,大連市市場監督局將聚焦百姓投訴舉報的突出問題,加快投訴舉報的核查處置,一經發現存在不明碼標價、哄抬物價的,生產經營假冒偽劣防控用品和無證無照經營防控用品的,進行虛假宣傳的均要按照《落實<關於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期間違法行為意見>的通知》要求,依法予以從嚴從重從快查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部門追究刑事責任,堅決維護疫情期間防護用品市場的穩定和有序。

責任編輯: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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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道門,護一座城——上海市金山區市場監管“守夜人”抗疫紀實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
記者 劉浩)疫情防控的關鍵期,在上海西南門戶的楓涇、新聯道口檢查站,有這樣一群“守夜人”,他們測體溫、做排查,用最嚴格的標準履行着道口志願者的職責。他們是黨員,是老兵,是湖北妹子,是上海父子。他們是上海市金山區市場監管的“道口守護人”。  
  心繫家鄉、堅守崗位的湖北伢     “我報名參加,一定得給我排上。”當金山區市場監管局疫情防控志願隊發出徵集令后,該局消保科副科長余露第一時間報名參加。由於春節期間與疫情相關的消保投訴件劇增,她一直堅守崗位沒有休息,丈夫在區委辦工作,自農曆大年三十起,也一直在加班加點,家中還有一個6歲的兒子和一歲半的女兒需要照顧,特殊的家庭情況讓排班同志有點猶豫:“你已經這麼辛苦了,下班回去好好休息吧。”可她卻一再堅持:“我當過兵,身體素質好,適合沖在前線,我是湖北人,上不了最前線,就去當一名離前線最近的志願者吧。”樸素的話語令人動容,這位有着14年黨齡的年輕老黨員,當過世博會女兵,立過三等功,在她身上一直秉持着軍人吃苦耐勞、不屈不撓的精神。     記者了解到,這位溫柔而不失剛毅的女子,背後的故事更令人動容。2019年12月初,已經兩年沒回過湖北老家過年的余露,滿心歡喜地定下了春節期間回湖北探親的行程,但由於武漢突發疫情,1月18日她退訂了往返武漢的機票。在整個春節期間,她主動要求加班,從大年三十起,堅守消保崗位,積極處置着與疫情相關的各類投訴舉報工單。“同志啊,我家門口的飯店怎麼還開着,你們派人來看看呀”“同志,我舉報有商家哄抬物價,口罩賣50塊一隻”⋯⋯面對種種百姓關切的熱點問題,她積極回應、認真解答,消除市民疑慮。     大年初二,正和往常一樣堅守工作崗位的她,卻突然接到了來自湖北武漢的來電,電話那頭是父親焦急的聲音:“媽媽發燒了,現在送到醫院正在檢查。”放下電話的余露焦急萬分,幾天後媽媽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堅強的她迅速調整好心態,尋醫覓葯、噓寒問暖,堅持每天與媽媽保持通話,了解病情進展,並叮囑爸爸和弟弟弟媳要居家隔離到位,密切關注着他們的身體狀況。     即便是這樣,余露仍然堅守在本職崗位上,積極參與着道口檢查任務。疫情以來,她主動向湖北省慈善總會捐款1000元,向黨組織繳納了500元的特殊黨費。每當同事們關切地詢問她家裡的情況,她總是樂觀地說:“我爸還有弟弟、弟妹,他們14天隔離期到了,現在都挺好的。弟妹是武漢第一醫院的護士,也已經奔赴前線了,在ICU服務重症肺炎病人,媽媽住在武漢市第五醫院,情況每天都在好轉,是上海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在替我照顧着她,全國人民都在保衛着我的家鄉,我在上海只是做着力所能及的小事,等到春暖花開,我肯定可以盼到與父母家人團聚的那天。”  
  楓涇道口的志願父子兵     上陣父子兵,其利可斷金。來自楓涇市場監管所的張海囡和朱涇市場監管所的張家文是父子。疫情發生后,張家父子一同奔赴楓涇道口參加志願工作,每天下午4點的交接班成為了父子倆生活中的常態。父親張海囡表示,我是一名老黨員了,黨員就是要義不容辭地沖在一線。兒子張家文則說,我是一個年輕人,年輕人就應該衝到一線去。     張海囡是楓涇所的辦案組組長、二級主辦,這位有着19年黨齡的退伍軍人,把服從命令作為自己的天職,疫情發生后除了做好辦案檢查的主業外,還主動投身於“副業”,成為了金山區市場監管局疫情防控志願隊的一員。今年已經53歲的他,在志願者隊伍中算是一位“老人”了,但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並沒有因此而降低。執勤期間他積極記錄入滬人員名單、測量體溫、查驗證件,每當其他同志關切地問他冷不冷、需不需要休息時,他的回答總是那麼肯定乾脆“沒事,我是黨員,又是退伍軍人,身子骨硬,扛得住”。     兒子張家文在父親的影響下,也是一位積極向上的年輕人,這對父子在抗擊疫情的道口一線上,用他們的點點滴滴發光發熱,在上海的西南門戶築起了一道堅實的防火牆。     余露、張海囡和張家文都是上海市金山區市場監管局疫情防控志願隊中的一員,從1月29日至今,他們負責着上海西南門戶楓涇和新聯道口的志願檢查工作,137位隊員、252人次,一天三班、432小時,都浸透了每位志願者的汗水。在復工返城高峰時段,他們常常要連續工作若干小時,經常是一班崗站下來,換崗時連膝蓋都僵得打不了彎。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金山區市場監管人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人民公僕的執着、恪守與堅持。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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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幗不讓鬚眉——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保科消費維權娘子軍防疫工作紀實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劉浩)2020年的開年讓人有些措手不及,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醫者們“最美逆行”詮釋醫者仁心,政府部門雷霆出擊,為社會秩序保駕護航……每個人都是戰士,每個人都在戰鬥,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就是為了能夠打贏這場“防疫”阻擊戰。在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費者權益保護科,有這樣一支“娘子軍”,她們凝聚力量,無聲堅守,用激情和擔當,展現着特殊時期的“巾幗風采”。

  守線,堅定信心

  春雲不變陽關雪,桑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先知胡地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緊緊牽扯民眾的心,醫用口罩頓時成了“搶手貨”,1月21日,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保科接到首單反映某網店銷售的口罩漲價的投訴,科長馬正華立即意識到,疫情襲來,在巨大的需求和春節停工減產的矛盾下,極易引發消費糾紛,必須立即行動,應對訴求高峰。

  疫情就是命令,在馬科長的帶領下,消保科娘子軍全體取消春節期間個人安排,認真落實值班制度,面對投訴舉報數量不斷增長趨勢,開啟“居家指導”“就地值守”模式,實時為總值班人員做好系統操作和業務處理指導,手機聯繫、電話告知、微信轉發成為每天24小時不間斷的工作方式。此起彼伏的聲音中,群眾的一個個呼聲、消費者的一件件投訴,在這裏記錄;市場監管人員奔赴現場的一道道指令,從這裏發出。

  記者了解到,馬科長已臨近退休,這二年總是出現耳鳴暈眩、高血壓等生理疾病,但她醉心工作,從未有過一刻放鬆懈怠,其豐富的實戰經驗就是消保幹部無比堅實的後盾,她帶領科室的娘子軍們牢牢守住消費維權這道防線。十年來,她馬不停蹄、一馬當先,始終堅守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指揮工作的最前線。

  護航,全心全意

  “您好,這裡是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費者權益保護科,請講。”副科長陳麗莎已經連續二十天奮戰在崗位上了,她的電話熱線總是特別繁忙,每天上午喉嚨總帶着點沙啞,然而無論多麼疲憊,只要電話鈴聲一響,總能聽到這位“金牌店小二”熱情專業的問候聲。

  隨着疫情不斷髮展,醫用口罩、酒精、消毒用品等醫療防護用品市場供應不足、蔬菜價格出現小幅波動,餐飲(年夜飯、婚宴)退訂,行程取消等引發的訴求接踵而至,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的消費諮詢投訴舉報量井噴式增加。作為消費維權戰線上的一名“老兵”,陳麗莎憑着一股子韌勁,一身過硬的業務本領始終奮戰在工作崗位上,她每天對投訴舉報受理、處置和重點問題進行數據匯總與情況分析,結合疫情防控的最新動態信息和工作部署,及時對訴求辦理工作要點進行提示,提升訴求辦理質量。

  很多次消費者來電時情緒激動,對社區登記預約購買的口罩價格、質量和發放方式表示極具憂慮甚至強烈不滿,陳麗莎耐心細緻地解釋說明上海口罩預約購買的工作模式,客觀理性,苦口婆心,直至完全平復消費者的焦慮情緒。“我能理解,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小小的口罩承載着消費者對安全的擔心,我不怕受委屈,消費者安心了,我才能放心。”一個個滿載期盼的訴求電話在她真誠善意的撫慰聲中得到圓滿解決,這也為衝鋒陷陣在抗疫一線的執法幹部減輕了不小的壓力。

  前線,“疫”不容辭

  “緊急任務!誰在上海?請即回復!”1月30日,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團幹部微信工作群彈出這樣一條消息,消保科業務骨幹顧維婷立即回復,認領任務,積極響應區委組織部、團區委號召,緊急奔赴奉賢區柘林鎮,支援村居一線防疫工作。

  顧維婷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寶四歲,小寶才剛滿一歲,愛人也在村居一線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夫妻倆早出晚歸。“陪伴時間少了,有時挺想孩子的,但只能把孩子託付給長輩,幸好他們也很支持,讓我們保護好自己,安心工作。”

  隨着返滬人員逐漸增多,任務愈加艱巨。消保科另一名青年幹部金斐也主動加入志願者隊伍中,雖然從家裡到結對的村要橫跨大半個奉賢,開車都要近50分鐘,但她說:“每個人都在為戰勝疫情努力,我這點小小的困難不算什麼”。她三點一線,奔波於家、單位和村居,投入抗疫,全力以赴。

  兩位幹部支援的村居在奉賢的最西邊,鄰近金山工業區,道路通達,人員流動大。本地留守村民多為中老年人,外來租住人口反而佔大多數。一開始,村民們因為獲取信息渠道有限,對疫情一知半解或並不在意,而有些外來人員對居家隔離也有抵觸。消保科幹部與當地村幹部並肩作戰,不厭其煩向居家隔離人員解釋隔離的必要性,安撫情緒、提供幫助,並教育引導村民不信謠、不傳謠,共同研究解決防控工作中的實際困難,逐門逐戶上門排查登記、發放告知、宣傳普及安全防護知識,層層落實疫情防控各項措施。

  記者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間,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費維權工作有序開展。截至發稿,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接到疫情相關訴求322件,已辦結268件,挽回經濟損失11萬元。

  “疫情來襲,熱線有愛!電話那頭,是信任和翹首期盼,電話這頭,是真誠和春風送暖;反應快一秒,百姓穩十分,回應急難愁,攜手度時艱!”疫情面前,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管局消保科這支“娘子軍”守護的決心,始終未變。她們是消費者的“主心骨”,是人民群眾利益的“保護神”,是政府和百姓的“連心橋”!她們以無畏的勇氣和擔當,在平凡的崗位上恪盡職守,凝聚一心,為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貢獻自己的力量。

責任編輯: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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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火力由我支援——廣西柳州市場監管戰“疫”紀實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
記者 顧艷偉)要徹底打贏防疫之戰,必須各兵種協調配合,才能一舉致勝。在廣西柳州市場監管局的防疫大軍里,有這樣一群人,默默堅守崗位,發揮“超能力”做好各項戰役支援保障工作,以衝鋒的姿態守住大後方,隨時為戰“役”一線的市場監管戰士提供“火力”支援。     “
千里眼”排兵布陣:火眼金睛校準生命“溫度”     “要檢測好機場火車站的測溫儀,守住關鍵進出口,做到槍槍必准。”柳州市場監管局計量科科長穆振疆在“防疫作戰圖”上又標註下一顆紅星,標志著計量先鋒隊又守住了一個防疫測溫點。     被稱為“槍”的手持紅外測溫儀,是快速測量人體溫度、實施疫情篩查和防控的“利器”。為確保這件“利器”高效精準,穆振疆從除夕開始主動堅守崗位,第一時間向上級彙報溝通,及時為柳州市調配紅外測溫儀計量標準裝置,解決了柳州紅外測溫儀檢定設備不足的燃眉之急。     作為計量科科長,他主動請戰,帶領黨員幹部組織成立計量先鋒隊衝鋒在前,奔赴各個防疫測溫點進行測溫設備校準,服務足跡遍布全市各縣區醫療衛生單位、交通樞紐、社區、超市等168個單位,校準測溫設備1298台件。     另外,穆振疆還組織計量技術人員馳援來賓市開展校準現場服務。他們擦亮“火眼金睛”,對每一個誤差“錙銖必較”,有效保障體溫測量設備良好運行、數據準確可靠,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對穆振疆而言,防疫安全線內的“疆土”不容有失,爭取為每為在防疫前線的“戰士”配備一支精準的測溫“槍”,是他誠摯的初心和最大的守護。  
  “順風耳”有求必應:後勤保障讓前線無後顧之憂     在柳州市場監管局機關大樓,大家都說“有困難找聶主任”。作為局機關中樞協調、後勤保障的辦公室主任,聶益源始終電話不斷、腳步不停,確保防疫的協調保障事事有着落、件件有迴音。     1月21日,距離聶益源全家的春節假期出行還有3天。他默默取消了外出休假行程,他知道這場疫情阻擊戰將是場硬仗。     從除夕至今,他始終奮戰在後勤保障的戰線上——應急渠道建立、防護物資採購、辦公場所消殺……各項協調保障工作一樣不能少。每次接到急難險重任務,他總是說“好的,我來解決”。     對於同事有求必應的聶益源,在女兒眼中卻是個“說話不算話”的爸爸。忙完防疫工作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他看到女兒的作文中寫到“我的爸爸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爸爸,他從小和我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可是他……我的爸爸是一個勤勞努力的好爸爸,我愛我的爸爸!”     看着女兒熟睡的面龐,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自參加工作以來,他已記不清多少次對家人“失信”了。但當在黨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明白:信,有小信,有大信。信守黨旗下許下的誓言,此為大信,為首信。作為共產黨員,他必須負小信而守大信,必須舍小家而顧大家。他可能是一個講話不算話的爸爸,但絕對是一名有責任有擔當的市場監管人。  
  “發聲筒”凝心聚力:記錄抗“疫”一線身影     “每天全市600多名市場監管人奮戰在抗“疫”一線,我希望真實記錄下他們的身影和足跡,把他們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這是柳州市場監管局宣傳科劉昀每天工作的開場白。     對於劉昀來說,2020年春節,註定是一個特別且難忘的新年,從大年初一開始,她每天的工作時間表是這樣的:早上8時開始,策劃宣傳方案、聯繫部門約稿、溝通媒體採訪、收集新聞素材、寫稿審稿改稿、編輯新聞推送、報送媒體稿件、關注輿情導向……經常晚上還在溝通落實第二天新聞宣傳事宜。     她用一篇篇有思想、有力量、有溫度、接地氣的新聞報道,展示着柳州市場監管人的努力和擔當。460多篇新聞稿件在各級媒體上發布,其中33篇得到新華社、《經濟日報》等中央主流媒體刊登轉載。每一次通過媒體將聲音傳遞出去,都讓老百姓對市場監管工作多了一分關注和理解,也讓全社會對市場監管部門多了一分支持和信任。     在嚴峻的疫情面前,劉昀積極投身疫情防控宣傳,用筆墨、聲音、光影傳遞信心、溫暖人心、凝聚民心,以擔當精神和專業姿態講好市場監管戰“疫”故事,與市場監管防疫一線的同志,共同奏出戰“疫”最強音。     這世上從來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疫情防控阻擊戰打響以來,柳州市場監管局全體幹部職工,以排除萬難、同心戰疫的強大合力,確保市場的規範有序。他們面對疫情逆流而上,衝到戰“疫”的最前線,做市場忠誠的守護者,構成了一道道堅固的防疫牆。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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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野味成共識 部分潛在風險動物仍存監管空白

  核心閱讀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野生動物交易與濫食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的重大隱患,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疫情所暴露出來的現行野生動物保護體系的短板和弱項,亟待在法律法規層面總結經驗教訓,並及時補充完善。

  即將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將審議關於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草案。

  我國現行法律中對野生動物保護作了哪些具體規定?如何加大對野生動物的司法保護力度?執法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哪些短板?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採訪。

  禁止濫食野生動物成共識

  2月15日,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吳遠彬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通過新冠病毒溯源和傳播路徑研究,相關數據提示此次疫情可能與野生動物交易有關,而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

  “科學研究表明,近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發傳染病,例如禽流感、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都和動物有關,統計數據發現有超過70%的新發傳染病來源於動物。”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呂植說,這些病毒本來存在於自然界,野生動物宿主並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於人類食用野生動物或侵蝕野生動物棲息地,使得這些病毒與人類的接觸面大幅增加,為病毒從野生動物向人類傳播創造了條件,從而危及公共衛生安全。

  記者發現,在現行法律體系中,直接涉及野生動物的法律主要包括野生動物保護法、漁業法、動物防疫法和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野生動物保護法。有專家認為,儘管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有相關禁止性規定,但禁止範圍相對較窄,建議系統建構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管理制度。

  “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對野生動物食用和交易開的口子還比較大,難以控制公共衛生風險。”呂植表示,如今,食用野生動物已非維持生存的必需,反而成了奢侈消費,“改變應該先從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做起,這不僅是道德倫理上的取捨,而且應當成為法律的規定。”

  不過,雖然禁食“野味”已形成社會共識,但對法律中應該禁止到何種程度,仍存在一定爭議。有觀點認為,應當徹底禁止野生動物的食用和交易。但也有觀點認為,法律應妥善處理好濫食野生動物與合法食用,以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與經濟發展等的關係。

  “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地方之間差異很大,法律實施的難度也不盡相同。建議地方立法可以先於國家立法進行,也可以制定嚴於國家立法的地方標準和方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表示,目前一些地方在禁食野生動物方面已有動作,天津市人大常委會2月14日通過了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決定,很多地方也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確在疫情期間禁止食用、交易野生動物。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表示,儘管法律已經規定為了食用而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行為構成犯罪,但對於單純的食用行為並沒有法律方面的規制,僅從道德層面約束人們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建議對於明知是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而作為食材單純食用的,也要從立法層面將其納入規制範圍,對行為人予以行政處罰。”

  部分潛在風險動物存在監管“空白”

  “立法中應確立野生動物普遍保護的理念,同時也要引入公共衛生和健康的視角。”日前,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提出,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所保護的野生動物主要限於珍貴、瀕危動物和“三有”(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動物,在實踐中主要依賴於國家主管部門發布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這一管理方式存在保護範圍過於狹窄,視角單一等問題。”

  依照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該法所保護的野生動物範圍為“珍貴、瀕危和有益的、有價值的”野生動物,而蝙蝠、旱獺等具有潛在公共健康風險的物種,反而作為一般動物被排除在該法調整範圍之外。

  “這樣的分類缺乏對動物多樣性的關照。”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宋華琳建議,應拓展法律所保護的範圍,依據野生動物生態功能與種群現狀等實行分級分類管理和保護。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及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野生動物予以重點保護,設置相對更為嚴格的法律責任制度;同時也要對其他普通野生動物設定必要的保護。

  不過,部分地區民間有食用野生動物的習慣,歷史上也圍繞野生動物的繁殖馴養、開發利用形成了規模不小的產業。一旦修改相關法律,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嚴重的影響?

  “野生動物保護與環境健康、公共衛生和生物安全的關係在科學上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反映在立法上自然會出現爭議。” 周珂說,特別是在禁止食用野生動物、限制野生動物產業發展等涉及經濟利益的問題上,分歧與爭論也比較激烈。

  對此,呂植建議,不應再鼓勵對野生動物的商業性消費和貿易,對食用野生動物更要嚴格禁止,“此次疫情給人們的教訓深刻,應該藉此機會,推動野生動物養殖行業逐漸退出市場。”呂植表示,眼下對一些繁育技術成熟、健康風險可控、擁有可持續繁育種群且無需從野外捕獲野生個體的動物,可以通過建立“白名單”的做法,允許繁育子二代以上的動物商業利用。

  “野生動物保護屬於環境資源法的調整範圍,應當適用該領域法的理念和原則。”周珂建議,我國立法應當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風險預防原則相銜接,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規範,“同時,根據現行環保法規定的保護優先原則,當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發生衝突時,要將環境保護特別是涉及環境健康公共安全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國現行野生動物執法網絡相對較弱

  疫情發生以來,各地各部門迅速行動,查辦了一批野生動物違規交易案件。1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發布《關於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告》,決定自公告發布之日起至全國疫情解除期間,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動。2月6日,市場監管總局、公安部等五部門發出《關於聯合開展打擊野生動物違規交易專項執法行動的通知》,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疫情期間野生動物違規交易行為。

  長期以來,涉野生動物違法犯罪活動屢禁不絕,宋華琳分析認為,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所設定的法律責任相對較輕,而從事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活動利潤相對較高,違法者違法機會成本相對較低,因此違法者會鋌而走險,導致違法行為屢禁不絕,“應當考慮強化法律責任、捋順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問題。”

  “我國現行野生動物執法網絡相對較弱,就野生動物監管而言,林業和草原部門的監管資源相對有限,而市場監管部門要負責的監管事項眾多,野生動物交易相對分散、隱蔽,很難進入監管部門執法的優先順序。”宋華琳表示。

  周珂也認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和管理部門眾多、職能分散,在涉及環境健康與公共安全管理等重要問題上缺乏配合,造成了執法效率差,“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產業的監管職責分屬不同部門,既難以協同監管,發現問題又難以及時解決,造成野生動物保護不利和環境健康風險。”

  法律銜接也是影響執法效果的一個因素。“比如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兩法銜接’工作還不完善。”苗生明指出,目前,各地野生動物保護的行政主管機關移送刑事案件數量少,檢察機關監督移送的案件也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尚沒有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建立完備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機制。

  “野生動物在棲息地被非法獵殺,通過農貿市場、野味店、網絡社交平台等渠道非法銷售,被食用、藥用或者作為寵物飼養等亂象,反映出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等法律實施中存在執法不嚴問題。”苗生明說,最高檢已經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結合公益訴訟檢察職能,注意發現野生動物保護中存在的監管漏洞,積極穩妥探索拓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的公益訴訟。

  宋華琳表示,在未來野生動物保護相關法律修改同時,還要關注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動物防疫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相關法律的銜接,對相關法律中關於野生動物保護及相應動物防疫、食品安全規定,需適時加以健全和完善。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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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聯合發力 促消費政策再加碼

  抗擊疫情的同時,中央和地方都在着力穩定居民消費,激發經濟發展新活力。目前,從中央到部委接連釋放信號,將擴大消費作為對沖疫情影響的重要着力點之一。《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接下來,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將積極應對疫情,着力滿足網絡消費、健康消費等新消費需求,加快釋放新興消費潛力。另外,汽車消費市場正醞釀配套政策,隨着日前佛山打響2020年鼓勵汽車消費第一槍,其他地方或加快舉措落地步伐。分析認為,在系列政策部署之下,我國消費市場“補償式”增長可期,市場規模還將持續擴大。

  “疫情發生以來,我國消費市場首先受到影響,實體零售、旅遊和餐飲、文化體育消費等受到較大影響。”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不過也要看到,特殊時期所產生的新消費需求和趨勢,看到我國消費市場“剛性強,韌性足”的現實基礎。因此,加快釋放消費市場潛力將是應對疫情影響的重要抓手。

  記者注意到,最近兩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都對促消費做出了安排。其中,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着力穩定居民消費,加快釋放新興消費潛力,更好滿足居民健康生活消費需求,進一步培養居民健康生活習慣。2月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指出,要推動服務消費提質擴容,擴大實物商品消費,加快釋放新興消費潛力。

  之後,商務部發布通知,從創新經營服務模式、加快步行街改造提升、推動服務消費提質擴容、釋放新興消費潛力、發展便利店和菜市場等五方面給出支持措施,支持應對疫情促消費。通知明確,要發展網絡消費,引導电子商務企業以數據為紐帶,精準匹配網絡消費新需求,鼓勵生活服務企業拓展線上銷售。

  地方層面也積極落實,在保障基本生活物資供應的同時,出台進一步促消費新舉措,其中加快推進網絡消費、服務消費、健康消費,以及豐富5G技術應用場景等為重要方向。例如,日前甘肅省出台舉措,大力實行網上購物、線上教育、数字娛樂、網絡診療等在線服務;支持5G、3D等技術在商業、教育、文化、旅遊、娛樂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培育虛擬再現服務和體驗消費。

  北京、河北、四川等地也提出,要積極培育消費熱點,加快釋放新興消費潛力,大力促進健康消費、網絡消費和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發展。

  對於如何幫助小微企業復工復產、渡過難關,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失業保險司司長桂楨說,人社部會同財政部出台兩個新舉措,擴大中小微企業政策受益面,降低政策門檻,放寬申領條件,中小微企業裁員率不高於上年度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目標,即5.5%;30人以下的企業裁員率不超過20%,都可以申領穩崗返還,即企業所繳上年度失業保險費的50%。允許湖北等重點地區根據實際情況,擴大受益企業範圍;可以根據失業保險基金結餘情況,對醫療物資、公共事業運行、群眾生活必需等物資供應保障企業,給予更大力度的支持。目前,有261個地市已組織企業申報,已向11萬戶企業發放穩崗返還資金34億元。

  在保障重點企業用工方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副司長宋鑫表示,加大政策支持。各地普遍出台了很多措施,如給予企業一定的吸納就業補貼,給予從事招工服務的人力資源機構一定補助,有的地方對企業採用包車形式接回返崗職工的,還給予一定補貼。與此同時,人社部正會同有關方面抓緊完善就業支持舉措,通過組織網絡招聘活動、增加線上可以辦理事項、開展一系列就業創業政策推介活動等方式,千方百計助力畢業生平安順利就業。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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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涉疫個人信息如何防止泄露?專門立法亟待提速

  2月9日起,全國許多地區陸續復工復產。為做好疫情聯防聯控工作,基層單位廣泛落實人員申報登記制度。與此同時,個人信息泄露現象在各地頻現。如何在疫情防控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求得平衡,成為目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2月9日發文強調,收集或掌握個人信息的機構要對個人信息的安全保護負責,採取嚴格的管理和技術防護措施,防止個人信息被竊取、被泄露。

  在疫情暴發的特殊時期,政府應依法公開哪些信息?如何在公布涉疫個人信息與保護公眾健康權、知情權之間做好“平衡術”?

  響應呼聲公開信息

  確保合法性必要性

  1月30日,深圳市在廣東省率先公布新冠肺炎病例患者逗留過的小區和場所,南山區的德意名居在列,但具體的門牌號碼等信息都被隱去了。

  深圳市衛健委說,此舉不僅是根據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以社區防控為主”、加強“群防群控”的通知精神,更是響應市民對公布確診患者發病期間活動軌跡的強烈呼聲。

  深圳的做法被很多城市效仿。

  1月31日,中山市、珠海市、梅州市陸續公布確診病例患者發病期間的活動場所。2月6日,北京市也發布了新發病例患者活動過的場所和所在的小區。

  天津市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室主任張穎2月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對某百貨大樓的5例確診病例進行了分析,梳理了他們在流行病學上的關聯性,以及天津市如何追溯、構建5例確診病例之間的關係。

  受訪專家認為,除了國家衛健委要求公布的確診、重症、疑似以及確診病例發病時間、收治信息等基本情況外,各地對疫情信息公開的做法和程度有所差別。這與當地疫情發展情況相關,也與各地政府的依法行政理念、治理能力相關。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在疫情防控的過程中,要保證公開個人信息的合法性、必要性與正當性。

  針對疫情期間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中央數次發出相關通知。

  1月30日,交通運輸部發布緊急通知,明確要求依法嚴格保護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安全,除因疫情防控需要,向衛生健康等部門提供乘客信息外,不得向其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泄露有關信息、不得擅自在互聯網散播。

  2月4日,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關於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明確除國務院衛生健康部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授權的機構外,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為由,未經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

  2月9日,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再次發布通知強調,限定依法授權單位有權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作他途;未經本人同意,不得公開;誰掌握信息誰負責,嚴防信息泄露等。

  信息公開把好尺度

  侵犯隱私違反法律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升級,各地紛紛採取硬核舉措。排查上報湖北返鄉人員和確診患者信息,能夠幫助相關部門及時掌握情況,迅速切斷傳播途徑。

  然而,一份份包括個人信息的文件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被瘋狂轉發,內容包括相關人員的姓名、照片、工作單位、就讀學校、家庭住址、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及車票、航班信息等。信息泄露給返鄉人員及確診患者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不少人甚至接到騷擾電話和謾罵短信。

  “疫情防控期間,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收集患者、疑似患者的個人信息,但在公開時必須掌握一個‘度’,個人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等信息是不必要公開傳播的。這類個人信息是隱私,公民享有隱私權。”朱巍說。

  最近,一些地方對泄露信息的人進行了處罰。

  2月1日,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王某擅自將涉疫情排查人員名單轉發至3個微信群,致使公民個人信息泄露,被處以行政拘留十日;2月5日,天津警方發布通報稱,天津市一女子泄露涉及疫情的公民個人隱私,造成不良社會影響,被公安機關依法行政拘留七日;2月6日,廣州市公安局發布通報稱,2月4日上午,鄭某將多名曾乘坐某郵輪的遊客名單(含個人信息)發送給朋友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某,後葉某又將上述遊客的個人信息轉發至其所在小區的業主微信群內,海珠警方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之規定,依法對違法人員鄭某、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某分別處以罰款500元……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通知,任何組織和個人發現違規違法收集、使用、公開個人信息的行為,可以及時向網信、公安部門舉報。網信部門要依據網絡安全法和相關規定,及時處置違規違法收集、使用、公開個人信息的行為,以及造成個人信息大量泄露的事件;涉及犯罪的公安機關要依法嚴厲打擊。

  在朱巍看來,疫情期間,個人權利在一定程度上要讓位於公共利益。“醫務人員或公職人員在接觸患者、疑似患者時,可以在遵循法律、保證真實的情況下進行部分信息公開,目的是防控疫情。但泄露、偷拍並散播個人信息並造成不良影響屬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情節嚴重的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參照規範收集信息

  堅持最小範圍原則

  國是千萬家,有國才有家。為了公共利益而讓渡個人權利,體現了人們的愛國精神;政府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則彰顯了法治原則與人文關懷。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通知,要求收集聯防聯控所必需的個人信息應參照國家標準《個人信息安全規範》,堅持最小範圍原則,收集對象原則上限於確診者、疑似者、密切接觸者等重點人群,一般不針對特定地區的所有人群,防止形成對特定地域人群的事實上歧視。

  “發布確診病患確診前的行動軌跡應該盡可能詳細,有助於密切接觸者自我觀察、及時就醫,有的地方還發布了確診病例的感染路徑分析,便於公眾加強自我防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呂艷濱認為,類似的這種信息公開只要沒有指名道姓、不能識別特定的人,就沒有侵犯公民的隱私權,而且盡到了善意提醒的作用,有助於尋找密切接觸者和提示有關人員自我觀察。

  在朱巍看來,目前,基於大數據技術,公民可以查詢實時防疫地圖,這種直接或間接不可能識別公民個人身份的公開是沒有問題的。這種程度的信息公開已經能夠達到抗擊疫情的必要性要求,沒有必要再變成可識別的公民個人身份信息。

  朱巍認為,在疫情防治的特殊階段,政府有關部門、醫療機構需要相關人員的個人信息,但信息公開要有底線。

  根據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通知,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於其他用途。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開姓名、年齡、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家庭住址等個人信息,因聯防聯控工作需要,且經過脫敏處理的除外。

  對此,朱巍認為,為了保障個人信息安全,應當在收集和保管時採取嚴格的保護措施,防止信息被泄露。同時,疫情期間發布個人信息時,要盡量避免涉及個人;疫情結束后,應對相關個人信息進行封存。

  朱巍還提到,被侵犯個人隱私的當事人也有權利維護自己的權利。傳播的信息若不屬實,可要求傳播者進行更改;電話號碼公開后被騷擾,可要求公布者進行修改。

  對於患者利用網絡求助時主動公開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等行為,朱巍認為,選擇公開隱私也屬於公民行使民事權利的一種方式,但不意味着他人可以違法使用這些信息。

  專門立法亟待提速

  遏制個人信息濫用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我國多部法律法規涉及個人信息保護。

  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網絡安全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個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

  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條規定,醫療機構故意泄露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給予警告;造成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降級、撤職、開除的處分,並可以依法吊銷有關責任人員的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除此以外,《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等都涉及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不過,在朱巍看來,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法,因此,有必要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法規。

  劉德良也認為,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從現實角度看,缺乏可操作性,且會妨礙個人信息正常的利用。例如,疫情期間,存在隱瞞接觸史及相關信息的人員,依照保護個人信息的原則,若不公開其相關信息,可能導致他人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劉德良說,大數據時代,人們的信息都被N次收集利用。例如,手機App、銀行等都在收集個人信息。公民不願自己的個人信息被泄露,主要是擔心遭遇騷擾電話等問題。在理性的社會環境下,個人信息泄露並不必然會產生負面影響,單純的公開信息並不會產生危害。公眾對於電話號碼等信息並沒有保密的必要性需求,被公開后也不必然出現被騷擾的情況。公布信息本身是中性的,公開的信息不會導致個人權益受到損害,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獲取信息的成本。“擔心出現的問題是信息濫用,而不是信息泄露。”

  “防止個人權益受到侵害,要從信息不被濫用入手。”劉德良說,“我國目前在立法層面沒有區分合法利用和違法濫用。大家普遍認為,個人信息控制論是一旦超出個人允許的使用範圍即為濫用。其實,超出社會公眾對於某一類個人信息正常的、合理的、符合期待或評價上的範圍,應為濫用,也就是說,會對個人其他的利益造成損害的行為。因此,應當通過立法遏制個人信息的濫用。”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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