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7日電 隨着中國科技實力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的提升，創新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作用愈發凸顯。
20世紀80年代後期，彼時的中國在科技管理方面尚是一片空白。自美留學回來的許慶瑞被委以重任，在浙江大學建立中國首個科技管理系。這便是如今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前身。
作為中國最早開展技術創新研究的學院，創新“基因”在“浙”里落地生根、開枝散恭弘=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 恭弘。從技術創新開始，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下稱“浙大管院”)的學者們開啟並引領了此後長達三十多年的創新領域研究，逐步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創新管理理論體系。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創業課堂
紮根中國大地的理論創新
在40年發展歷程中，浙大管院的學者們不斷在現實中尋找突破口，致力於解決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凝練出一套基於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即管理學“浙大學派”。
眾所周知，技術創新的理論儲備源自西方。然而，浙大管院的學者們更為關注中國的技術創新現實。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對創新尚不知為何物，他們便將關注點放在了國家正在進行的技術引進上。
1986年，許慶瑞和他的研究生們對位於滬、杭、甬地區及廈門的31個工廠走訪調研，了解和分析中國企業的技術引進狀況。基於對大量一手資料和數據的研究，許慶瑞提出“引進技術國產化、阻擋進口技術與積極出口並舉”的政策建議併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所接納。
此後，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和企業技術創新環境的長期調研，許慶瑞團隊又提出“二次創新-組合創新-全面創新”理論，總結出一條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這似乎揭示了管理學中國學派與企業實踐的淵源：與企業共成長的學者，在總結提煉管理實踐的基礎上，自下而上“長”出更符合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而這樣的理論也在影響中國企業的成長。
2002年，在常駐海爾內部調研10年之後，許慶瑞和他的團隊幫助企業建立了全面創新管理體系，搭建了技術創新平台，使得海爾有了一年1000多項的技術創新成果。
海爾總裁張瑞敏曾這樣肯定：“海爾未來發展的資本就是全方位創新體系。”
從實踐中“長”出的理論又被用來解決實際問題，這種理念和做法一直在浙大管院的學者中傳承併發揚光大。
吳曉波是許慶瑞的弟子，在許的理論基礎上，他提出了“二次創新”概念並進一步構建“二次創新動態過程模型”。該模型指出有效把握“機會窗口”對於后發企業發揮“優勢”實現追趕的重要意義。
海康威視便是抓住“機會窗口”實現後來居上的典型案例。在某次浙大的活動上，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頗有感慨，創業時他尚在浙大管院攻讀博士，從創業前9個月開始，導師吳曉波就開始指導企業的發展。此後，每逢海康威視關鍵時刻，陳宗年都會與導師商量。
作為許慶瑞的另一個弟子，魏江基於中國企業創新全球化提出的“非對稱創新戰略”，同樣影響着中國企業的現在和未來。
2010年，吉利汽車以18億美元的價格完成了對沃爾沃的全資收購。在最初幾乎沒人看好這樁“蛇吞象”的生意時，李書福在“非對稱創新戰略”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論依據。從中獲益的還有萬向集團。近年來，萬向集團運用“非對稱創新戰略”，先後併購舍勒、AI等30多家美國公司，並初步形成全球資源整合創新、產業鏈互動創新、企業全面協同創新“三位一體”創新體系。
紮根中國大地，自下而上“長”出符合中國情景的管理理論；與企業共成長，幫助企業解決發展中的現實難題。這是管理學“浙大學派”的特點，也是浙大管院始終堅持的事。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創業管理項目學生聆聽創業者分享
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在浙大管院的使命中有這樣一句話：為人類貢獻管理思想與智慧。這無意中指明了管理學浙大學派的研究方向和現實作用：為國家經濟和科技發展提供前瞻性的支撐。
早在20世紀80年代，浙大管院的學者就準確地察覺到中國科技發展道路的方向問題。是引進為主還是自主開發為主？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來擺脫技術引進過多的困境？這在當時都是非常前沿且關乎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20世紀90年代初，許慶瑞為國家技術創新工程的設立和啟動做了許多前期研究、諮詢和建議工作，特別是他和團隊提出的“二次創新”理論對於國家技術創新工程框架和舉措的制定具有重大推動作用。
40年來，從服務國家戰略到參與區域發展規劃制定，再到幫助企業建立創新體系，浙大管院以“頂天立地”的實踐，為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發展貢獻力量。
民營企業和創業公司雲集的浙江，為創新研究和實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海康、吉利、華為、萬向、諾貝爾(瓷磚)、浙江醫藥、杭州起重機股份公司……多年來，浙大管院創新研究團隊用基於企業實踐發展出來的理論來指導企業實踐，幫助浙江省內100多家企業搭建技術中心或創新平台。近幾年，團隊又與華為展開合作。縱觀企業發展，從模擬到数字，從2G到5G，不難發現“二次創新”“全面創新”的理論體系對其潛移默化的影響。
追溯歷史，從許慶瑞起，創新“基因”便融入了浙大管院的“血脈”中。從建成中國首個科技管理領域的學系，到發展成由院士領銜、匯聚長江學者等高層次人才的梯形化研究團隊；從最早開展科技創新研究，到提出中國原創性創新管理理論體系；從編寫並出版中國首部領域內著作《技術創新管理》，到形成管理學“浙大學派”並出版相關著作70餘部；從20世紀80年代招收第一個本科生，到培養人才遍及國內外各大高校的創新研究團隊；浙大管院以“頂天立地”實踐書寫的40年，正映射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自主創新發展之路。
當年播下的種子正在開枝散恭弘=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 恭弘，根植於中國情景的創新實踐正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與認可。
2018年10月30日上午8點，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Robert Burgelman在其課堂上引導MBA學生對中國手機製造商小米的案例進行討論，中國經驗與中國模式被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分享和熱議。該案例由浙大管院鄭剛教授團隊開發，描述了小米從崛起到開拓國際市場，再到成為“創新領跑者”的過程。
與此同時，基於理論總結，浙大管院的創新研究團隊又編寫了首部融入中國本土創新管理實踐的《管理學》教材。第一版獲得了中國高校科技進步一等獎，第二版被列入“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成為中國管理學方面的高級教材。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全球創業計劃學生
獨創案例研究方法論
浙大管院的創新研究成果，離不開特有的“案例研究”方法論。
為了總結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這支創新研究團隊對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進行了長期紮實的調研。他們與企業人員深度交流，受訪者從高層領導到各職能部門經理，從關鍵技術人員到普通工人。他們以這樣的方式深入企業實際，廣泛收集意見，只為全面客觀地總結出中國企業的成功經驗。除了訪談，他們還進行調查問卷，搜集大量的二手資料。
這套“到企業蹲點，從實地調查出發”的方法是許慶瑞在進行研究時的特色和風格。為了更好地促進“從實踐中產出真知，將真知上升為理論”的良性循環，他常常指導學生不帶“框框”到企業調研，產出對研究有價值的調研報告。與此同時學習相關理論並思考理論和實踐的關係。
這在以建模為時髦的20世紀90年代實屬少見。然而，結合實際進行理論研究，不僅讓學術成果有了真實數據做支撐，也對調研企業本身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這些做法被傳承下來，並逐漸發展成“與一流企業同行”的良好研究傳統。
“我們企業研究為什麼做得好，就是翻企業檔案翻出來的。”在吳曉波看來，這樣做研究很紮實，保留調研企業的原始筆記和資料，也為後面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數十年堅持不懈了解企業實際情況，練就了學生們對中國問題的洞察力。“這種行動思維太重要了，所以你才可以到企業裏面發現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你才可以做出這樣的規劃，對國家提出政策建議。”魏江認為，正是這種長期紮根實踐的積澱，讓他了解創新、懂得創新，從而自然地厚積薄發。
這些都不約而同地闡明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聯繫：只有先“立地”，才會真“頂天”。
從了解中國企業的實際需求出發，浙大管院的學者在中國情境下思考西方的理論和觀點，發現許多獨具中國特色的研究議題，凝練出原創的理論和思想，探索出中國模式。正是這種根植於中國實踐的深厚“功底”讓管理學浙大學派擁有“與企業對話”的底氣，在得到越來越多國際認可的同時，指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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